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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 2025 年的貨運合約對許多人來說似乎還很遙遠，但影響 2024 年受益貨主 (BCO) 貨運策略的因素卻更加直接，甚至可能帶來顯著的破壞性影響，其中最關鍵的原因是 11 月 5 日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川普政府曾在其任期內對多國，尤其是中國，發動了關稅戰。無論這是否僅僅是選舉前的民粹言論，美國進口商都有理由針對可能的關稅變動和重大不確定性提前做好規劃。若川普政府實施最新承諾的 200% 關稅，最直接的結果可能是因單一目的地的關稅上升，導致進口成本難以預測或超出預算。進口商若能從多個來源地分散採購相似或相同的產品，或許能降低部分風險，但到岸成本仍會有所不同。
此外，關於關稅變動的具體生效時間、是否適用於所有進口商品、是否包含海上運輸中的產品等仍是未知數。在這些情況下 BCO 現在必須動員公司內各個部門，因為這些變數將直接影響其在美國市場的銷售與競爭力。舉例來說，若一家公司競爭對手的產品來自當地組裝或中國以外的地區，且公司自身是低成本競爭者，目前可能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然而，一旦關稅變動，這種優勢可能迅速消失，尤其當「美國製造」產品的競爭對手在定價上取得更多優勢時，進口商的競爭壓力將進一步加劇。因此進口商可能不得不立即上調價格以維持生存，這甚至是在其他應對措施實施之前所必須進行的第一步。如果公司沒有國內生產的能力，還需要重新審視其採購策略。考慮到供應商降低價格的空間有限，進口成本波動將推動庫存和倉儲成本的增加，這也是進口商無法忽視的挑戰。
提高進口關稅不僅影響進口商，美國出口商同樣難逃其害。可預期的是，受影響國家的政府可能會採取報復措施，其中可能包括提高美國商品的進口關稅，或藉由突然引入新的、不必要的合規要求，甚至徹底禁止某些美國產品進口。這些措施往往針對特定美國商品，尤其是那些沒有本土競爭卻又不可或缺的產品。對於出口商來說，選擇往往更為有限，但挑戰卻同樣嚴峻。以農產品出口商為例，他們可能面臨兩個選擇：要麼提高價格；要麼完全退出該市場。
而對於 B2B 或 B2C 的成品出口商，選擇包括將產品轉向國內市場或尋找其他未實施報復措施的國際市場。若這些選項不可行，出口商則可能不得不停止生產，這樣雖能降低運營成本，但由於銷售減少，分攤到固定費用如管理成本的基數變小，反而會導致整體成本上升。
一個應該讓川普政府重新考慮關稅策略的行業是汽車業，雖然有大量的外國車輛進口到美國，但這些車輛針對特定的消費群體，不會嚴重影響國內生產的需求。提高這些進口車的關稅可能不會顯著削減需求，但這種懲罰進口商的做法很可能引發報復，特別是對美國出口的汽車零部件造成負面影響。再來若中國成為主要關稅目標，特斯拉在中國的銷售或許會受到打擊，儘管該公司在中國也有不少本地生產的車輛。
長期來看，這些選擇和替代方案都不可持續，最終將對企業及個人，尤其是選民，帶來重大損害。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潛在風險是國際碼頭工人協會 (ILA) 和美國海事聯盟 (USMX) 之間的合約談判，如果雙方無法在 1 月 15 日的最後期限前達成協議，那麼再做策略調整將為時已晚。稍微值得慶幸的是，一月份通常是銷售淡季，進口商若擁有一定的庫存緩衝，即便部分供應鏈出現延遲，對營運的影響可能不會立刻顯現。
